1987年寫作處女作《昆侖殤》時，畢淑敏對于書名的確定考慮再三。“昆侖”這兩個字太重，后面該用哪個字或詞匹配？有天晚上，她突然夢到一塊小石板，上面寫著一個“殤”字。這個夢如此神奇，仿佛天降靈感。這件事畢淑敏很少跟人提及，生怕像是瞎編的。
時隔38年，寫《昆侖約定》時，歷史重演，畢淑敏再次遇到同樣困境。“昆侖”二字一定要有的，但后面接個什么字詞？仿佛一架天平，怎樣的重量，才可與“昆侖”相匹配。她和編輯討論此稿時，心中突然冒出兩個字——“約定”，于是一錘定音。
“昆侖約定”有三重含義。一是畢淑敏和昆侖山脈的約定。當年她發誓若能活著回到平原，一定要寫下戍邊將士的故事。二是生與死的約定、青春和信仰的約定。第三層含義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軍人和祖國的約定。這個約定，重于泰山。
這是畢淑敏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小說，也是一部戍邊軍人的青春回憶錄，那些珍貴的、必須述說的往事，全部交給了《昆侖約定》。
1.精神故鄉在遼闊、悲愴的高原
1969年4月，畢淑敏十六歲半，以“特等甲級”的身體素質被分配至西藏阿里軍分區。那里的平均海拔超過4500米，一年當中有半年不通車，基本上沒有任何蔬菜和水果，吃的是罐頭和脫水菜。
在新兵連集訓了兩個月，畢淑敏學齊步走、投彈、射擊，其余的時間就是種菜送糞，幾乎沒有接受像樣的醫學訓練。《昆侖約定》一書中，女主人公郭換金醫務知識還沒學扎實就倉促上崗，是畢淑敏那一代女兵的真實寫照。畢淑敏被分到衛生科不久就進入病房工作。練習打針時，老衛生員告訴畢淑敏，先在病人半邊屁股上畫個“十”字，再在“十”字外四分之一處，把針戳進去就行了。他說了好幾遍，畢淑敏還是下不去手。老衛生員調侃說，這又不是扎你自己的肉，一狠心一咬牙就攮進去了。她還是無法下手，在棉被上練習了好幾天，才開始打針。
1970年底，畢淑敏和女戰友參加拉練。她們同男人一樣，負重幾十公斤，徒步行進在皚皚雪原中，有時要跋涉一百多里。高山險峻，饑寒交迫，畢淑敏覺得自己再也堅持不下去了。心跳得要從嗓子里噴出來，喉頭咸腥，一張嘴仿佛會血濺大地。背上交叉的皮帶，一條屬于手槍，一條屬于紅十字包……兩腿沉重如鉛，眼珠被耀眼的冰雪刺得發盲，不停流淚……
“我真是受夠了這種非人的苦難，再也不愿忍受下去了。我想裝作失足，滑向無底深淵。沒有人會發現我有意自殺，軍事演習中，死人的事的確會有。這樣我就可以被追認為烈士，我的父母便不會因我自殺而受到牽累。”這段真實的經歷和感受，在1987年的《昆侖殤》和2025年的《昆侖約定》中，都有所體現。
《昆侖約定》中最令人動情的一處情節，是與女主郭換金相愛的參謀景自連被子彈擊穿腹部，戰友情急之下用一只碗扣住他流出的腸子。當遺體被送到衛生所時，碗已經與身體凍為一體。這是畢淑敏的親身經歷——她曾親手為烈士們清洗遺體，入殮收棺。其中一位烈士的腹部被擊穿，腸子流出來，扣在一個碗里。由于碗凍得太瓷實，無法取下，畢淑敏她們只得用剪子把衣服從烈士的背后剪開，軍裝正面才勉強系上扣子。
《昆侖約定》完成后，當年的老領導特意給畢淑敏打來電話，說那時她們還是未出閣的姑娘，讓她們為烈士清洗遺體是自己考慮不周，可當時實在無人可用。畢淑敏說：“烈士的家人遠在萬里之外來不了，我們就是他的兄弟姐妹。”
軍旅生涯讓畢淑敏一輩子受益，讓她相比旁人有了更堅實的定力——遇事不大驚慌，也不刻骨銘心地懼怕死亡；對大自然心懷敬畏，對人性不抱不切實際的幻想。
文藝理論家童慶炳說過，“一個作家的作品內核，始終是如一的。”對畢淑敏來說，她的精神故鄉就是無比遼闊、悲愴的高原，最原始的沖動和寫作的初心都發源于此。她的寫作過程，始自《昆侖殤》，大體終于《昆侖約定》。以后或許還會寫一些短文，但此系列，基本完結。
2.昆侖之約跨越了半個世紀
從軍十一年后，畢淑敏從西藏轉業回到北京，在工廠衛生所當所長。她很想把在高原上的感悟，與更多人分享。
《昆侖殤》寫完之后，她甚至都不知道該如何投稿。于是她抄下解放軍文藝社（今解放軍文藝出版社）的地址“北京西城區茅屋胡同甲3號”，讓先生找個郵局寄出去。那天先生外出后久久未歸，畢淑敏挺納悶，郵局離家并不遠啊！先生回來后告知，他怕郵寄稿件萬一弄丟了，就騎車先到西單，一路打聽具體地址，直接把稿子送到了編輯部。當時還有個小插曲——解放軍文藝社旗下雜志《昆侖》的編輯開玩笑說，他們雜志名叫《昆侖》，你一個新人作者上來就寫《昆侖殤》。不過，后來也沒改書名。處女作發表那年，畢淑敏三十五歲。
作品講述了20世紀70年代，昆侖邊防部隊最高指揮官“一號”為挑戰嚴酷的自然條件與軍人的意志，執意命令屬下一群士兵，在海拔五千米以上的高原永凍地帶，冒著零下四十攝氏度的嚴寒，進行冬季長途野營拉練，徒步穿越無人區。為完成這一頗有些理想主義的軍事拉練，有人凍傷凍殘，更有人付出了年輕的生命。
畢淑敏想真實地表達自己對這個世界和那段歷史的思考。“我們一生，會認識很多人。有些人，一絲痕跡也留不下，就像從未相識。有些人，融入骨血中，直至變成我們精神的一部分。只要思念在，他們就活著。”畢淑敏一直放不下那些埋在昆侖之巔的戰友。之所以要在七十歲的時候再寫作《昆侖約定》，是因為她覺得心里話還沒有說完。
至于遲遲沒有動筆，畢淑敏說，原因有三：一是自己的手藝不行。寫長篇像跑馬拉松一樣，需要韌性、體力，也需要技術，精神要持之以恒地強大，她尚未準備好。二是會涉及到一些人和事，她希望能更多保護小說的原型。時間拉得足夠遠，會比較安全。半個多世紀過去了，很多人已不在人間。三是她想在自己生命末期將它完成。古話說：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死亡迫近時，人在客觀上能更多說真話，袒露真實情感。
書中，畢淑敏表達了以下幾個層面的內容。一是邊防戰士日常生活的艱苦卓絕。在海拔幾千米的高原，在無人區，在尚未屹立界碑的地方，就用血肉之軀作標定。她想用這本書把自己的戍邊經歷分享給更多人，讓身居都市的人們知曉有人在忍常人難以忍受之苦，在替你守衛家園。二是那里的年輕士兵不僅要遭受皮肉之苦，還犧牲了愛情。三是在這一切之上，有時還要獻出生命。
“我肝膽欲碎地咀嚼半個多世紀前的歷史，在蛛絲馬跡中躑躅前行。一閃一閃遠去的氣若游絲的故人，如干燥破碎的脫水菜,浸沒冰冷砭骨的雪水中，慢慢膨脹，鮮活。”
3.研讀心理學并非為“充電”
1996年，畢淑敏完成長篇小說《紅處方》，“我作為一名醫生出身的作家，對彼時社會萌生的吸毒現象很不理解，有危機感，也可以說是對生命的責任感吧。”全書昭示人類的信念有遠超于毒品的力量。
也是在那一年，她獲得了專門學習心理學的機會。那時她已經擁有文學碩士學位，此時再研讀心理學只是想更好地認識自己，讓自己的作品更客觀、更豐富。
在畢淑敏看來，這個世界上有三門主要以人為研究對象的學問——醫學、文學、心理學，她都一一涉足。做醫生是從生理上認識人，寫作是從人的社會層面上去探索人性。心理學作為一門科學，直抵人類意識的深處，包括潛意識層面，讓人們更加清醒、客觀、系統地認識并把握人的復雜性。當然，這其中最重要的部分，是認識你自己。
學習期間，她完成了散文集《愛怕什么》，書里涉及很多心理學的知識。現代社會多元化，人們對自己心理的關懷越來越凸顯。人為什么活著，為什么快樂，為什么痛苦，為什么孤獨——人要尋找生存的意義。這些本質的東西，在人們滿足了溫飽需求后，更強烈地沖擊著人的思維。
北師大心理學博士方向課程學業結業后，畢淑敏開辦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心理咨詢機構，門庭若市。社會需求太大，咨詢者紛紛點名要找她咨詢。畢淑敏想，作為個體，無論怎樣加班加點，一個人的精力總是有限的。當下的時代，這么多人需要心理幫助，她想用自己的知識幫助更多的人。最好的方法，就是寫成書，和更多的人交流。
談及自己當年在四十多歲年紀重新踏進校園，畢淑敏坦言，“當時并非為了‘充電’，只要真正地生活存在，一個作家的‘電’就會持續地得到補充。”在她看來，學習的過程同時也是探索的過程，是對自己、對人生的探索，“所有的學習都是為了創造，跟在別人的后面學習，是為了創造屬于自己的新道路，更多地用于自我創造。”
4.世界的豐富性遠超人的想象
作家王蒙對畢淑敏有過這樣的評價：即使做了作家，她還是心懷做醫生的那顆仁慈之心。她用以給病人療傷治病的是文字這種心靈藥物。作家、內科主治醫師、心理學家，三重身份毫無違和地匯聚于畢淑敏的身上。作家的智識、醫者的仁心和心理學家的洞察，讓她的文字更容易寫出生命最初也更完整的模樣。
畢淑敏始終認為，生命是一個流動的過程。當年她在西藏時，知道那里是世界的“第三極”，就萌生了有生之年去看看余下的那兩極，去看看世界的愿望。只是，她那時候還不知道如何才能實現這個夢想。
2008年，她在一張報紙的角落里讀到一則信息——乘游輪，環游世界。“那一瞬，我好像被一支飽蘸了蠱藥的毒箭射中，魂不守舍。于是，我用稿費買了兩張船票，與兒子從日本橫濱啟航，乘‘和平號’開始了為期114天的航海環球旅行。”畢淑敏歸來后，寫了“環球游”游記《藍色天堂》。她說，書中的每個字都被海風吹過，書頁咸濕。
此后，畢淑敏乘坐火車“非洲之傲”，用14天縱貫非洲大地，攝下百余張彩圖，完成了《非洲三萬里》這本書。書中記述了她在非洲途經之地的山川景色、民俗風情，以及奇聞逸事，為讀者帶回了一個不一樣的非洲。
“旅行就像一柄生銹的犁鏵，當它被老牛拉著，吃力地翻開土地的時候，似乎并沒有什么明顯的作用。你看不到鮮花和果實，只見硬邦邦的土層被剖開并有舊年的草根翻揚。但過了一段時間，泥土中有一些早就埋藏其內的生靈會驚醒和被晾曬，對世界原本麻木的神經像驚蟄后的蚯蚓，蠢蠢欲動。”2017年，畢淑敏又推出了《美洲小宇宙》。她說，一個人走了多遠的路，去了多少個地方，見過多少人……這些一點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你曾在旅途中看到過什么，想到過什么，歸來后你若隱若現地感到改變了什么。2016年，64歲的她還成功登上北極點——北緯90度。一年后，承載旅行記憶的《破冰北極點》出版。
畢淑敏希望通過自己的行走和書寫，真實地表達自己的所見所聞，與更多的人分享。因為她發現，這個世界的豐富性遠遠超過自己的想象。“我原以為自己是個想象力還算不錯的人，但在光怪陸離的世界穿行，經常驚詫莫名。這種感受很有趣，震驚后思索，讓你謙虛并努力學習。”
5.“我只寫我相信的東西”
從醫二十年，對人的關切和悲憫，融化在畢淑敏的血液中。
2003年5月的某一天，畢淑敏突然接到中國作家協會打來的電話，要求她第二天就參加一個特別采訪組開赴“非典”第一線，而且期間不得回家。當時老母親被診斷為癌癥晚期，正在密集的治療當中，這一走老人家怎么辦？如果真的出了意外，自己在所不惜，但母親將經受怎樣的創傷？她正遲疑，母親在一旁猜出了電話內容，說國家有難，你應該挺身而出……畢淑敏奔赴了抗疫第一線。長篇小說《花冠病毒》的開始部分，就是一名女子要放下自己患重病的母親，參加抗疫采訪。
從“非典”抗疫一線返回以后，同去的報告文學作家們都早早交出了作品，唯有畢淑敏一直沒有動筆。整整八年過去了，這對一個作家來講，是一個漫長的時間。其實畢淑敏沒有一天忘記過這些病毒，她買了很多病毒類書籍，包括《病毒大辭典》，“讀得很吃力。身為醫生，我希望自己的寫作既要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間，也不能缺少令人信服的根據。”畢淑敏以一個做過幾十年醫生的身份和作家的思考，覺得人類在與病毒的博弈中，要未雨綢繆、居安思危，諸如人類要怎樣面對和病毒之間這樣一場巨大的博弈？又將怎樣獨自面對死亡的威脅和未知的恐懼？
梳理畢淑敏的作品不難發現，包括《花冠病毒》在內，她的不少書都涉及醫學領域——《紅處方》寫戒毒，《女心理師》寫心理咨詢，《血玲瓏》寫骨髓移植和生命倫理，《預約死亡》寫臨終關懷醫院。
“當我成為作家，醫生的職業習慣并未停止或被遺忘，反而深入骨髓。嚴格的醫學訓練對寫作而言未必全是優點，但是在這個職業中培養出的嚴謹、認真、冷靜、務實等醫務工作者的準則，包括人道主義的情懷、對生命的珍惜，以及對涉及生命領域的關注和探索，都起到了重要的規范作用。無論將來寫散文、小說、科幻，還是哪天嘗試劇本，萬變不離其宗：就內容而言，一定貫穿對生命的熱愛和思考，不但熱愛自己的生命，也珍視他人的生命。”畢淑敏說，讀者一方面對作家很寬容，會在閱讀時體會作家的內心世界；另一方面，他們又像火眼金睛般苛刻，如果你不能提供獨特的東西，讀者便會有意見。
“作家不能重復別人，也不能重復自己，不能耍花招，不能胡編亂造，不能諂媚。”她對自己的要求是，“我只寫我相信的東西，真誠地表達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。我會一直秉承這樣的理念。”
尾聲
“但凡我寫出的或尚未落筆的，肯定與生命相關。我無法不尊重生命，這是我的習慣，深入骨髓。”畢淑敏說。
無論是短篇小說《阿里》《生生不已》，還是長篇小說《血玲瓏》《預約死亡》《拯救乳房》等，乃至不同場合的演講，她始終繞不開生與死的話題。比如在清華大學的講臺上，她演講的題目便是《你是否需要預知今生的苦難》。她講述自己對西藏生活的感悟，談及生老病死，“苦難”的主題貫穿始終。“死生契闊”，沒有人能預知生命將遭遇怎樣的苦難。然而聽畢淑敏講苦難，感受到的并非壓抑與窒息，而是生命的可貴與美好，仿佛為原本蒼涼的底色，涂抹上了溫暖的亮色。畢淑敏這樣寫作，也這樣生活。
她將全部能量投入到寫作，用文字與別人分享對世界的看法，分享對人性、對自我的感悟。畢淑敏的寫作，只是與讀者分享心靈平和的主張、與世界相處的態度，以及關于幸福的提醒，正如她在《愿你與這世界溫暖相擁》《星光下的靈魂》兩本書里傳遞的內核。她說自己熱愛寫作，“精心搭建我想象中的世界，可能不一定完美，我在其中盡力，也很開心。”當這些承載著她對世界看法的文字印成小說，或許會翻越萬水千山，與素昧平生的人相遇。這讓她感到萬分奇妙，十分快樂。（作者：舒心）